人工智能的教育形态需要作出什么改变

我认为全域教育时代已经到来。近300年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自动化、电动化、信息化三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正在进入第四次技术革命驱动的工业革命，这就是智能化时代即将到来。或许可以说，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联网、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学校教育的边界正在被消解和重构。由此，全域教育时代到来了！在全域教育时代，中小学生同时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网络教育赛道上奔跑，不同赛道之间对学生的“撕扯”已成为重大的教育问题。我之所以提出全域教育的概念，实质上是希望能够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实现“四个赛道”的协调、融合与整合，进而实现全域教育的一体化，完成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形态的重构。

在我看来，教育信息化既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也可以扩大教育鸿沟。这完全取决于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信息化战略，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领域，我们到底把教育信息化作为公共服务，还是作为完全的市场供给？事实上，从整体上讲，现在的教育信息化不是在缩小教育差距，恰恰相反是在扩大教育差距，我们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教育数据鸿沟的挑战，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教育公共政策问题。明确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公共服务属性，加快建立基础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教育政策的紧迫课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聚焦“互联网+”助力教育资源均衡化这个主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无疑，“互联网+教育”将在两个方面深刻改变教育：一是从教育手段和工具的意义上，学校教育的技术形态将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在信息技术支撑之下，人类社会的学校教育形态将发生深刻转型。在这里，从基于服务于基础教育和促进教育公平的教育政策选择的视角，我们需要的“互联网+基础教育”是一个公共服务体系，而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教育资源配置和支撑体系。否则，如果我们否定了“互联网+基础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那么，我们采取的教育信息化战略与追求和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就是背道而驰的。

如何加快建设“互联网+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建设“互联网+基础教育”财政支持体系。利用教育信息化战略推动教育公平的教育成本谁来承担？这里包括硬成本、软成本和互联网教育的运行成本。这些成本在现有的教育经费政策工具中并没有清晰的实现路径。二是建设“互联网+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是建立“互联网+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战略支撑，支撑教育信息化的信息平台由学校自己各自为战进行建设还是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进行统一建设？是由县级政府、市级政府、省级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建设？三是建设“互联网+基础教育”课程资源体系。“互联网+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课程资源从哪里来？我个人认为，首先，教材供应商即出版社应组织教材编写专家团队提供与教材配套的互联网教育资源，包括备课资源、作业资源、评价资源和评价、管理工具等等；其次，各级政府应通过购买服务提供大量的公共教育课程资源；再次，学校购买适合本校需求的课程资源。

在这里，课程资源市场无疑是开放的，政府应该大力支持、鼓励建设一个开放的灵活的创造的课程资源市场。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课程资源的专业标准和准入机制，以及健康的安全的专业的课程资源供给体系。四是建设“互联网+基础教育”教学体系。今天，城乡教育、区域教育之间的差距，在许多地方是不断扩大的。如何利用城镇优质教育资源，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探索建立“双师教学”体系，开发“智慧学伴”等工具，无疑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索。支持乡村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不是简单地把先进地区的课堂直接通过互联网传递过去，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发达地区教师和乡村教师协同教学模式，这是在技术支持下的一种新的教学体系建设。五是建设“互联网+基础教育”专业人才队伍。在“互联网+教育”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学校存在形态和学校教育教学方式的新形势下，学校教育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亟待培养一支教育技术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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