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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增刊发布的城市科研指数排行,北京位居第一,南京超越了伦敦、新加坡、剑桥等传统科研强城;武汉超越了柏林、牛津;广州超越香港,合肥超越多伦多等城市。
Nature最近发布增刊《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Nature Index 2018 Science Cities),对过去一年全球数百个城市的科研指数进行了大排名。有以下几个重要发现:
北京是全球第一的科研城市,上海第七;
全球科研城市50强中,中国占据10座;
全球范围内的二线城市科研水平都有提升,其中武汉是代表,并不断抢夺北上广的人才;
逼走人才的不是竞争激烈,而是房价高。
一起来详细看看。
北京科研指数全球第一,美国主导前十
Nature于2014年11月首次发布科研城市指数,通过追踪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所发表的科研论文,展示主要国家、研究机构和公司的高质量科研产出情况。
最新的排行显示,中国北京是Nature指数追踪的82种高质量研究期刊论文作者的最大贡献者,以分数(FC)衡量,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北京的领先机构。
紧随北大清华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
全球范围内,纽约都市圈在全球科研城市指数中排第二(主要有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第三到第五分别是:大波士顿地区、旧金山-圣何塞地区、巴尔的摩-华盛顿地区。
上海位居第七名,仅次于东京。前十名中,除了东京和巴黎(第八)外,上榜的均是中国和美国的城市,中国占两城,美国占六城。
50强:南京超越伦敦、新加坡,武汉超越柏林、牛津
把榜单排名扩展到前50会发现,中国共有10座城市上榜,除了北京、上海外,还有南京(第12)、武汉(第19)、广州(第25)、香港(第26)、合肥(第27)、杭州(第33)、天津(第35)、长春(第42)。
值得注意的是,排第十二位的南京与第十名差距不大,并且超越了伦敦、新加坡、剑桥等传统科研强城;排名第十九位的武汉超越了柏林、牛津;广州超越香港、合肥超越多伦多等城市。
51-100名中,中国城市上榜12个,分别是西安(第51)、苏州(第62)、深圳(第65)、台北(第66)、厦门(第68)、成都(第71)、长沙(第80)、济南(第81)、兰州(第91)、大连(第94)、重庆(第98)、福州(第100)。
美国有19个城市位居50强之列。
二线城市科研逆袭样本:武汉
武汉正处在“十字路口”。
在过去的六年里,武汉在Nature指数中上升的速度比前20名中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快。武汉是该指数的最大贡献城市,2017年的FC指数为159.81。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个城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招募年轻科学家所推动的。武汉是***初级阶段中第三大热门城市。这座城市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坚实的科研基础设施、低廉的生活成本、享有声望的职位和较好的薪资,并对其感兴趣的科研领域给予资金支持。
到2017年,武汉共有84所大学,是全国大学数量最多的城市。在“双一流”项目中,武汉高校29个学科项目进入,包括武汉大学的地球物理、生物和测量科学,华中农业大学的光学工程、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热物理,华中农业大学的园艺科学和动物技术以及中国地质大学的地质学。
在吸引知名学者方面,武汉虽然无法与富裕的沿海大学相提并论,但2011年至2017年,武汉通过“***”迎来了262名年轻研究人员,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不过,尽管武汉在科学产出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能否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还需要打个问号。近年来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沿海地区的大学可以提供更好的研究平台和更高的薪水,武汉面临着“挖人”和人才“被挖”的双重挑战。
高房价影响创新:一些公司离开湾区
从集成威廉希尔官方网站 到合成胰岛素、基因测试和共享打车,旧金山湾区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科研和技术已经推动了当地经济数十年发展。
但是,尽管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城市规划者试图模仿湾区的经济成功之路,但当地人和社会科学家正在质疑该地区的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
现在,湾区的住房成本高、收入不平等、无家可归者众多、交通堵塞、公共交通不足……这些情况都有可能破坏该地区作为经济引擎的地位。非营利性的旧金山湾区规划和城市研究协会(SPUR)主管Benjamin Grant直言:“创新经济的可行性受到质疑”。
湾区最严峻的挑战当属住房。房地产公司Zillow估计,旧金山两居室租金的月平均价格平均为4130美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42美元,比纽约和波士顿高出一千多美元。最新统计显示,2017年1月,该市有7499名无家可归者。
Grant说,这样的困境正在侵蚀湾区的生活质量,使得公司和大学更难以雇佣和留住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并且,公司也开始转移到其他地方。
Nature的城市科研指数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旧金山近年来的指数已经明显下降,从2012年的1723.8分,下降到2017年的1676.35分。
中国大学不断刷新世界顶级大学排行榜,传统科研强国被迫出手
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在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文献产出份额迅速增长。从2000年至2013年,来自中国的高引用文献占全球的比例从2%上升到1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影响力国家。在此期间,伊朗、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比例也上升了1%。
排行榜上,北京和上海已进入全球最具生产力和高被引论文来源城市前十名,中国大学不断出现在世界顶级大学排行榜中,面对这一情况,一些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科学政策。
其中,日本于2002年建立了21世纪卓越中心计划,初期投资为180亿日元(约1.6亿美元),2005年,德国建立了类似计划,投入46亿欧元(53.8亿美元)创建精英型大学,法国也在2010年宣布“投资未来”计划,投入240亿欧元用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研究。
不过,这些政策一般将研究经费集中在本国最著名的机构,努力确保其在传统热门领域的地位。由于忽略了科学成果产出的外围,这些政策可能令局面回归到一个多样化程度更低、政策倾斜更严重的局面,这将对科学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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