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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IT外企受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冲击,自身业务成长乏力甚至下滑,导致它们更注重成本控制,更频繁地进行人事调整。
5月7日,多位甲骨文(Oracle)中国员工向《财经》记者确认,该公司将裁撤中国区研发中心(CDC)。整个CDC约1600人,首批确认裁员约900余人,其中超500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7日上午,甲骨文召开了面向全中国区的电话会议,其亚太区人力资源主管声称,甲骨文正在进行全球性的业务结构调整,导致一部分人要离开岗位。
没有任何提问环节,会后甲骨文北京地区便开始了一对一裁员面谈,赔偿方案为N+6(N为入职年限)。
甲骨文是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木城(Redwood City),其核心产品为关系型数据库软件,市占率多年来全球排名第一。
1989年,甲骨文正式进入中国市场。2002年该公司在深圳建立第一家研发中心,随后在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相继成立研发中心。
一位中国SaaS公司CEO对《财经》记者说,裁撤研发中心对甲骨文在中国的业务不会有太大影响。该SaaS公司的业务与甲骨文的某一类云服务有直接竞争关系。
“甲骨文是全球化开发模式,很多项目都是由美国、印度、中国的研发人员共同开发,中国不做了,可以转给印度,而且甲骨文中国研发中心被分配的业务通常比较边缘,并非核心业务。”该SaaS公司CEO如此说道。
甲骨文的销售团队在中国依旧保留。
目前,部分被裁员工对裁员表示不满。社交媒体微信上流传的一则短视频显示,部分甲骨文员工拉横幅抗议甲骨文“只要中国市场,不要中国员工”,呼吁“把工作机会留在中国”。
有行业人士评价,甲骨文关闭中国研发中心或许和当年微软在中国成立研发中心一样,都暗含某种时代转折点的意味。
1998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前身)在北京成立,是跨国科技公司在中国设立高水平研发机构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开始。
中国政府对此类行为表示高度支持。在2004年版本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外资研发中心正式被列为鼓励类项目(第12款11条)。各地方政府更是以其为荣,大力支持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并在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税收、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开出了各种优惠条件。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在建设中国研发中心的高峰期。那些位列世界500强的巨头往往多城市布点,人员规模一扩再扩。例如,IBM中国开发中心的研发人员曾高达3000人。
尽管跨国公司们是奔着中国的市场、人才与政策红利而来,但受益是双方的。IBM、惠普、微软、也包括甲骨文某种程度上都曾是中国科技人才的“黄埔军校”。例如“阿里云”之父王坚、原金山软件CEO张宏江、百度副总裁张亚勤、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均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
但自2012年起,外国科技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数量与规模发展曲线出现掉头向下迹象。例如,软件公司Adobe(2014年)与CA(2017年)相继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中心,IBM近年来也缩减了IBM中国研发人员规模,此次甲骨文中国研发中心关门更是创下近年之最。
有多位外企研发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IT类外企将研发转移至印度等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勤《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目前已经超过印度。并且,印度软件产业在全球的地位持续上升,规模效应日益明显。例如,CA在印度的研发中心有两千多位员工,在中国最好时期才三百多名。
亦有行业人士表示,另一关键原因是,老牌IT外企受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冲击,自身业务成长乏力甚至下滑,所以更关注成本控制,更频繁地进行战略性人事调整。
甲骨文虽然近年来全力向云计算转型,但仍然只能说是“在路上”。
该公司季度财报显示,2019年第三财季总营收为96.14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96.76亿美元相比下降1%,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3%,净利润为27.45亿美元,去年同期则净亏损为40.47亿美元。
前不久,甲骨文亦发表过一份简单的声明:“随着云业务的发展,甲骨文将继续不断调整我们的团队和资源,确保公司能为全球客户提供最出色的云产品。”
相比之下,向云转型比较顺利或者自身业务发展势头良好的外国科技公司依旧保持对中国的投资力度。例如,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运转良好,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2018年公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微软亚洲研究院仍然这两所高校毕业生青睐的工作单位。
2016年,甲骨文副总裁吴承杨曾在中国数据库技术大会披露过IDC的调研数据:甲骨文数据库2015年全球市场占有率以43.9%占据第一,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则高达56%。作为一家在中国享有高知名度和高市占率的科技公司,如此彻底关闭在华研究中心总是令人感到些许意外,一位前外企高管甚至向《财经》记者评价称,“这是放弃中国市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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