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服务营收增速放缓 苹果代工厂满地鸡毛

　　据外媒报道，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RBC Capital Markets）在周日发布的研报中称，虽然苹果（纳斯达克证券代码：APPL）服务业务目前是公司的增长动力，但受硬件销售下滑的影响，该项业务的增速可能会出现下滑。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预计，在截至2018年年底的2019财年第一财季，苹果服务业务营收增速会降至18%，低于此前预计的大约27%。该投行的分析师在研报中称，假设苹果服务业务并未出现结构性问题，营收增速的放缓主要受一系列问题的影响。

　　“我们认为，鉴于苹果当前有吸引力的估值，以及该公司在2019年年底通过推出新服务，让服务业务的重新加速增长的可能性，投资者目前保持乐观会更好，”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新服务可能是从苹果购买内容的新选择。此外，鉴于苹果账面上依旧持有超过1260亿美元现金，苹果当前股价已处于低估状态。苹果股价周一下跌1.50%，报收于150.00美元。

　　苹果因iPhone销售放缓而受到市场密切关注，该公司辩称，iPhone销售放缓给公司营收构成的影响将至少部分被其服务收入的增长所抵消。上周，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在接受CNBC采访时曾表示，“你会看到我们今年推出新服务。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加拿大皇家银行指出，苹果服务业务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是缺少用户对AppleCare服务的购买。因为苹果产品用户升级硬件的速度比过去放缓许多，消费者不再购买苹果的保修服务。另一个因素则是来自谷歌的流量获取成本支付可能会减少。通过与苹果的交易，谷歌的搜索引擎服务成为苹果产品的默认搜索引擎。

　　第三个导致苹果服务营收增速放缓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应用开发者正规避苹果的收入分成政策，其中就包括Netflix。Netflix目前已不再通过iOS应用签约新订阅用户，这也就意味着该公司无需再向苹果缴纳30%的收入分成。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指出，iOS和Android平台的应用开发者似乎都在避免向应用商店缴费，这减弱了苹果从开发者制作的内容中获取营收的能力。

　　苹果爆雷冲击代工厂

　　昌硕位于上海火箭村，是苹果全球的第二大代工厂，有6万工人，每月极限产能达到500万部苹果产品。

　　数月之前，苹果风光地登上了万亿美元市值，包括生产线的工人也都预测XR将大卖，但等来的却是昌硕的产能收缩。

　　有工人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做四休三，拿2600元的底薪。工人开始揣测突然拆生产线的原因：“XR卖不动了吧，苹果不行了。”

　　去年年底恐慌感越来越弥漫开来。昌硕位于上海的五个工厂，大部分都已无班可加，有些产线几乎停滞，工人开始“自离”。

　　中介把工厂给的招募费分成两份，一份自己赚，一份发放给工人。很多工人只拿到允诺返费的一半，有些拿到三分之一，甚至有工人已经被中介拉黑，拿不到一分钱。

　　向组长讨回那120元之前，王希不打算再多说什么。他遇上了昌硕近年来最大的产能收缩。两个月前，这个仅次于富士康的第二大苹果代工厂，因苹果砍单，陆续拆掉了iPhoneXR的产线。

　　像许多产线工人一样，之前他还讲着要改变命运的奋斗故事，他笃信流水线只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一有时间就用盗版软件学习编程。他的梦想是成为手机设计师。

　　现在，他和他的工友开始无班可加，一些人已经离开工厂。

　　事情其实早有征兆。两个月前起，苹果股价暴跌6％，市值蒸发700亿美元。2019年1月3日，苹果CEO库克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坐实了苹果下滑的趋势。库克预计，2019年第一财季，受大中华区的iPhone、Mac和iPad销售下滑影响，苹果的大部分营收都不及预期，大中华区营收下降额超过苹果营收下降的总额，史无前例。公开信后一天，1月4日，苹果股价又暴跌近10%。

　　昌硕是苹果全球的第二大代工厂，位于上海火箭村，周边习惯称之为“苹果村”，有6万工人，是苹果第一大代工厂富士康郑州的四分之一。后者的25万工人月产能可达1500万部，和硕（昌硕母公司）并未公布产能情况，但《财经》记者从相关人士处得知，昌硕每月极限产能达到500万部。

　　王希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三个月前，苹果还风光地登上了万亿美元市值。所有人都预测XR将大卖，不管是产线工人，还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

　　有人预计，昌硕的产能收缩很有可能将是长期的，王希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考虑梦想了。

　　王希的上一份工作，是在距离昌硕不远的上海郊区工业园里生产麻将机和卫浴产品。中国走的是一条跟日韩都不同的制造业路径，既加工600美元的iPhone，也生产五花八门的廉价产品。它们的产线工人通常是同一拨人，来来回回转换。

　　一部iPhone要经700人的手，400个制造工序，是普通手机的十倍。把手机放进仪器，测试一分钟，显示通过，再拿出来。流程智能化改造之前，完成这几个动作就是王希的工作，比做麻将机还要简单。

　　“螺丝钉”，外界是这样称呼产线工人的。跟很多工人一样，王希很反感，他认为他真正的事业目标是手机设计师，微信名字叫“不一样的点”。

　　最接近梦想的时刻是在深圳，他在一家手机代工公司深圳亿通做主板焊接。去了三个月，就给老板陈伟荣写信，A4纸手写一整页。跟那些有学历的人一样，他获得了跟产品经理半小时的约见。对方问他要设计方案，他没给，怕想法被偷了。

　　苹果的硬件制造涉及数百个供应链，是上百万人的营生，整个代工生态为同一套规则和共同的利益驱使，庞杂、巨大，步调却又极其一致。

　　苹果公司是这个生态的顶层设计者，操作指南上一个数字的变动，就能改变中国数十万计工人的命运。

　　在苹果的全球第二大代工厂昌硕，已经离开了的人在庆幸，留下的人陷入一次又一次恐慌。

　　超级产品，超级迁徙

　　苹果一旦发布超级产品，昌硕的流水线工人就会暴增，大量临时工如候鸟迁徙一般入场

　　差不多十年前，昌硕科技所在的火箭村因华硕闻名。2009年华硕上网本如日中天，月出货量高峰可达100万台。作为华硕代工厂和硕集团的子公司，昌硕也成为上海最大的电子工厂。

　　但现在，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告诉你，“这里是做iPhone的”。 “PEGATRON”，这个昌硕灰色楼群顶处的橙色logo，就是华硕仅存的印记，大部分工人不知道怎么念。

　　今天7个昌硕厂区都在生产跟苹果相关的产品，苹果迄今为止已经卖出了10亿台iPhone，其中小部分来自和硕，大头是富士康的。

　　苹果订单是昌硕的生命线，也是火箭村的晴雨表。

　　旺季时，傍晚下工时间一到，距离厂区不远处的昌硕夜市门口就亮起了醒目的灯箱广告：“看男科到申浦”。女士胸衣店的老板娘会推荐买加厚的，这样比较受欢迎。问哪里有红灯区，“最忌讳说这个”。

　　还有人迷上赌博。夜市不远处，鲁迅公园里就有老虎机，昆山世硕厂区附近也有不少，连带火了夜市里的贷款生意。一家日用品店的告示牌上，正面写花呗支付，背面写花呗套现。

　　但是几个月的量产期一过，这些就随着临时工一起通通消失。

　　按照库克的看法，全球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够如此快速扩大和缩小用人规模。这也造就了中国代工产业的黄金十年。2004年富士康最先看准了这种需求，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苹果的唯一代工厂。

　　直到2012年，和硕从富士康手中抢来了iPhone4S订单。紧接着的2013年一季度，和硕营收同比增长31％，以289亿美元的营收总额首次跻身世界500强。而富士康遭遇了十年来的最大幅度下降，营收同比减少19％。

　　苹果给代工厂的利润率向来隐秘。业内估计，内存32G的iPhone 7生产成本是400美元，代工费只有5美元，不过，这个价格已经高于其他手机品牌数倍。此前，受益于苹果，富士康拿到了全球电子制造业过半的市场份额，话语权也越来越大。苹果不希望富士康一家独大，其他人想分食利益，争夺战从此开始。

　　iPhone是全球保有量最高的智能手机，这源自苹果对于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王希之前曾在深圳的手机小厂做主板焊接，几十个人就可以做完一部手机，最后一道质检。

　　但在昌硕，质检被分拆在组装、测试以及包装三大程序中的各个环节，越到后面越严格，王希所在的测试部，第一道工序就是质检。

　　产能和质量控制，是代工厂能否赢得苹果订单的核心。

　　和硕一直想从富士康手里抢走更多苹果订单，2012年起，上海昌硕厂区已扩建至现在的7个。和硕并未公布产能的具体数字，但《财经》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正常情况下6万工人，每月能生产200万部iPhone。而富士康郑州工厂，因背靠25万庞大的劳工人群，正常产能是昌硕的7倍。

　　iPhone XR量产前，多家***地区的媒体报道，因和硕产能问题，苹果会将部分iPhoneXR订单转给富士康，这款新手机和硕的占比从三分之二降为三分之一。产能不足的原因是工人短缺。

　　这也是一到旺季，昌硕就需要大量临时工人的原因。如何快速召集起足够的人工，并进行有效管理，一直是头疼的事情。

　　比起成为昌硕的第一批苹果产线工人，林丹更享受他在传销组织的日子。到昌硕的第一天晚上，他就丢了手机。“新买的华为u8800，sim卡还没插上。”那是2012年一天的凌晨五点，林丹在工厂宿舍醒来，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两小时后起床，手机没了。

　　从2012年开始，几乎苹果每发一次新品，产线工人就更换一轮。用人高峰期也是离职高峰期，宿舍时有小偷。和林丹一样，2017年王希刚到时也不太顺利，不能像以前一样，用盗版软件画手机设计图了，害怕电脑被偷。

　　2018年中秋前夕，在一个火箭村爆红的视频下，王希长篇大论讨论苹果产品路线的失败，他提前一个月看到了XR样机。《财经》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又是刘海屏，没有任何创新，我无法容忍这种设计。”

　　那时，苹果公司直奔万亿美元市值，预测新品XR会大卖，分析师把预期调高至了总销量的四成，和硕最终分到了2400万部订单。订单量这么大，昌硕连夜拆掉iPhone 8产线，架起32条新线生产XR。那时，没有人知道两个月后会发生什么。

　　苹果订单一来，中国数十万临时工人的迁徙开始了。丽丽是其中一个新进的临时工。

　　在这家世界500强的面试现场，她拿出大专学历证书，对方看了一眼，然后要求她背出26个英文字母。

　　因为人多，屋子里充斥着各种人的汗味。和她同处一室的，有纹着花臂的大叔，也有断了小手指的中年妇女。一个不会背字母表的男人，被叫到一旁，跟着工作人员念了一遍又一遍。那天上午结束后，所有人都签了合同。一个录入指纹分不清左右的男人，也被录取了。

　　丽丽没有确切告诉《财经》记者，她为什么当年从当地专科学校毕业后就离开老家。她一开始也没有说，当从一个招聘群中看到能赚“返费”时，钱已经快花光了。她只是在决定动身前，用百度搜了一下，“昌硕，世界500强。”

　　返费，可以理解为工厂给流水线临时工人的额外奖金。昌硕通过返费高低调节临时工的规模，旺季时，加高返费，淡季时降低返费，像海绵吸水一样灵活。不需要任何技能，外加一笔返费，就可以调动中国200万流动人口的积极性。

　　即使头一次来的人，也能感觉到火箭村的躁动。一下出租车，三五个摩的男女迅速围过来，“美女，找工作吗？”工厂保安室就在10米远的地方，上面贴着醒目的报警电话。

　　其中一位自称昌硕员工的李姐说，现在“返费”涨到了7800元，跟《财经》记者之后遇到的所有“招聘人员”一样，她脖子上挂着昌硕工作牌。

　　和丽丽一样，中秋前夕来这儿的都是找工作的，而找工作十有八九是为了返费。

　　丽丽最终承认，自己是来赚返费的。中介给的许诺是产线做满45天，达到要求，就有返费。在这里，返费让所有人实现了某种平等，学历的意义为零，想赚返费，就上流水线，成为数万产线临时工的一员。

　　工人召集的速度比预想中要快。中秋节一过，返费的数额就从峰值的7800元降回4500元。

　　丽丽被安排进了十人的外宿间（厂区宿舍不够用，昌硕在厂区外给临时工设置的临时宿舍），墙面裂开几条缝，女工们晾晒的无磁内衣遮住半边窗，光线很暗。她摸了摸床褥，有点儿潮，跟管理员说，不干了。

　　到那一刻，丽丽才说，离开老家是为了逃婚，在这不会有人认识她。只是没想到，从一个糟糕的地方到了一个更糟的地方。

　　工厂既用返费吸引人，也用返费拖住人。做满相应天数，结费的日子也会再被多压半个月。如果在此之前擅自离职，叫“自离”。不但返费拿不到，还会进入人事的黑名单，半年内不仅不能再进昌硕，富士康也不要想。

　　工人做到多少算让工厂满意，最后能拿多少，都没有一个标准，反正它们不会出现在合同里。一个昌硕工友群里常年贴着这样的广告：找工作被骗只有两种人，一是异想天开的人，二是陌生城市的小白。

　　中介神通广大，“如果你想，免费消黑名单。”他们不仅从工厂赚取利润，也从工人这边赚钱，提供从招工、面试到消黑名单的一条龙服务。

　　昌硕把部分的临时工招募外包给中介公司，又在厂区到处张贴“不要通过中介进厂”的警告。一位接近昌硕人事部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这种办法是可以提高招人的速度，而且，如果因中介出了什么问题，昌硕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

　　苹果订单的逐年增加，返费也在逐年翻番，这是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周边的生意机会也急速膨胀，在火箭村每走几步就有中介公司，叫法千奇百怪，劳务公司、招聘公司、派遣公司？？但哪家真的跟昌硕有协议，谁也说不明白。

　　如果说做这行有什么诀窍，就是隐藏好自己的中介身份。

　　两分钟内，阿金已经从名牌包中，摸出了随身携带的劳动合同，指了指上面的昌硕公章，表明自己不是骗子。如果愿意，可以马上签。

　　按照阿金的说法，李姐是“黄牛”，在食物链最底层。每帮中介公司拉到一单，分到人头费50元到几百元不等，他们的许诺都不靠谱；黄牛上面是小中介，再往上是12家派遣公司。但问他属于哪一层，阿金笑而不语，只是指了指脖子上的昌硕工牌。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在夜市的一家麻辣烫店，阿金问一个还在犹豫的女孩。用他的话说，姑娘赶上了昌硕史无前例的福利期，为了产能，开始放水。

　　“不会背字母没事，大面积纹身不是问题，临时身份证也可以。但如果有残疾，要提前说。”总之想要进昌硕，阿金就有办法。一位华硕时期的昌硕老员工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十年前，这几乎不可能。

　　阿金年纪不大，眉毛是时兴的韩式永久眉，左手戴着金貔貅手链。朋友圈显示，他有一辆奔驰和一辆宝马，以及堆满人民币的办公桌。产线上严禁拍照，阿金可以搞到产线美女的摆拍，再配上一句心灵鸡汤式的劝慰：“没有失败的人，只有懒惰的人。”

　　但阿金发得最多的是给工人的转账记录，“返费绝对不愁。”拿给王希看，笑《财经》记者没见过世面，“微商的宣传手法知道不？”

　　规则和潜规则

　　产线之上，到处都是规则，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操作员、线长、课长、组长有不同生存法则

　　职业教育只有两天，中介把工人送进厂就不管了，之后都是随机分配，运气不好就去了组装部。四十几个工站，一天八小时基本要站立。如果被分到组装部打螺丝，那就是“不幸中的不幸”。

　　产线上有句话，打螺丝没有打到过手的，不是真熟练。

　　李磊第一天就打到了手。起头很细，直接扎进大拇指，流了很多血。忍住不敢叫，产线上严禁说话，领导会骂。也不敢报伤，不然领导又会骂，“难道你没有用模具吗？”总之，“骂到你哭。”

　　模具是一大块铁，很沉，手机放好后用手拍一下，“啪”的一声合上，只露出三个孔，再上起头，总共四步。螺丝打上去只要一瞬，几乎不到1秒，苹果依然为此设定了必须遵照的标准操作。

　　苹果认为标准化操作保证了动作的精密度。但对工人而言，螺丝孔太小，起头遮住视线，速度起不来。如果是新手，还容易打滑，螺丝掉进模具，一拍屏幕就碎了。次数多了，上报课长签字，也要挨骂。

　　学会这一套，螺丝平整又不伤到屏幕，至少半个月。真正的熟练是不用模板就能快速做到这一切。后来李磊可以一个人干三人的活儿。但如果被稽核人员看见就算违规，记下名字，上报挨批，标准称呼叫“稽核”。

　　打破规则就有代价，没有磨具，稍不注意就打到手。可宁愿打到手，也不能速度慢，因为后者代价更大。工厂的目标很明确，不管什么原因，产量必须达标，否则就得无偿加班。李磊两手一摊，“你要钱，他要命。”

　　所以打螺丝需要产线上最灵活的人。线长会挑人，活不活络做两天就知道，不行就换掉，李磊属于灵活的。稽核员一来，线长使眼色，他手一抬，磨具立马套上，改成正常操作。熟练不仅指速度，也指在规训与犯规之间的自如切换。

　　但一旦产能增加，不少工序必须默认违规，否则产量达不到。2017年iPhone8产能暴增时，厂领导来巡视，发现一个工站上有作业员没按手册来，大吼一声，勒令改过来。

　　产线不能断，一断就积压。几分钟后再回来，那个工站积压了上百台机器。李磊回忆，那位领导当时呆住了，什么话也没有，“灰溜溜地走了”。耽误量产的后果他负不起。

　　五六年前，昌硕没有那么多规章条令。但现在，苹果公司是一切规则的制定者，几百个制造工序都有标准手册，不按手册来，都算违规操作。产线上说话、不戴帽子，也在稽核范围内。

　　稽核员不是个讨喜角色，每天必须抓出两个违规完成KPI，有人因此挨揍。尽管如此，稽核依然是最受欢迎的职位：每天就转个两圈，夜里还能找地方打盹。要做上稽核员得有门道。

　　《财经》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在工人人数与机器数不变的前提下，昌硕一个月的产能极限能达到500万部。王希称，iPhone XR拆线前，一个组的产能从4000部调高至极限的6300部，400人十小时做完。

　　产能暴增的代价就是报废的手机堆积如山。再熟练的作业员，遇到产能增加也要打滑，不是划伤外壳，就是压碎屏幕。不良率从平时的两三百台开始翻倍。

　　王希有时看着觉得实在可惜，那么人性化的iPhone手机，生产过程却如此狼狈。一部手机几乎没有不出问题的环节，一旦返修就要人工拆掉，取出那些可以用的零件，投入下一次使用，费时费力。

　　产线上一切都争分夺秒，精神处于极度紧绷状态。抽烟能解压，但规则又来了，只能在抽烟室抽，每日每个人有配额。有时烟瘾上来了，王希就打报告去厕所，但洗手间门口总是排长队。过安检时，把打火机藏在帽子里。

　　觉得不合理，也很难反馈，这时候他开始怀念起深圳的小厂，“至少可以给总裁直接写信。”

　　在机器完全替代人工之前，这些无穷无尽的规则保证了苹果产品的质量标准，工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不去挑战，成为沉默的螺丝钉。忍受不了就走人，工厂也不怕，因为他们会再回来。

　　如果没有混上线长，这是大部分人的处境。

　　线长既要保证一条流水线的效率，又要让流水线工人服气。工资只多100元，但如果能“混”，好处就多了，更重要的是戴上红帽，成为最小的“管理层”。

　　只打了一个月螺丝，李磊就当上了线长，工作变成处理异常，比打螺丝轻松不少。可以随意走动，如果活儿少，就找地方打盹儿。

　　他是《财经》记者采访的所有人中，唯一没有被稽核揪过的。这需要惊人的熟练和耐力，但更多时候是社交技能：多拍拍领导马屁，下班请女孩们吃吃饭。稽核员一半是女孩，李磊都认识。

　　因为人缘好又苦干，前任线长一走，几十号人中，组长选了李磊顶上去。“机灵点，混得开。”他对《财经》记者说。一开始他要求看记者证，确认无误后，才加微信，开口就是“美女，你气质真好”。

　　混得开才能在产线上游刃有余，比如从严格的白班换到相对宽松的晚班。他允许工人说话，稽核来了就使眼色，这就是李磊服住下属的办法——善于让别人喜欢他，“12个小时不让说话，可以把人憋死。”但活儿总干不好的，他照样会骂，实在不行就想办法换掉。

　　认命还是挣扎

　　他们是产线最需要的人；他们积极、沉默又一无所有；他们不甘心做螺丝钉，怀揣梦想，又被现实辗轧

　　李磊因为厌倦做美容美发来了昌硕，在这里干活就行，不用向客人推销各种产品。“推销是谎话的一种，辣条也要说成人参。”父母本想让他学厨师，他觉得脏，选了美发。

　　从美发技校课程中的各类推销视频和锻炼口才的书里，李磊领悟了社交的心理技巧。他人老实，看见女孩就大脑空白，小时候还自闭，做包工头失败的父亲经常凶他，因为这个他想过自杀。

　　李磊觉得，如果一个有自闭倾向的人进昌硕，“他什么都得不到”。做美发销售接触的都是人，起码能变得会说话。

　　除了打螺丝，李磊学到的唯一技能就是解开锁死的iPhone，这件事他做了上万次，但换了其他手机就没办法了。与各种规章制度一样，昌硕流水线上的一切工具和设备都依照苹果公司的要求量身定制，包括螺丝在内都是非通用件。

　　这意味着“在那里学的就只能在那里用”，职业技能和资质不会因为时间长和熟练增进。换一个地方，一切又要重头开始。“你可以去富士康，但那又有什么区别？”

　　离开昌硕前，李磊做到了分组长，比组长只矮一级，基本已经是一个普通流水线工人能够够到的顶端。做了组长才进入真正的管理岗位，工资涨到6000元以上，但没有学历基本不要想。如果要从产线升也可以，至少熬三年，像大多数人一样，李磊熬不了。

　　有时候，即使有学历也不见得有用，本科文凭进来直接就是4级，也就是组长，但要再往上爬，要看领导意思。

　　想当手机设计师的王希不稀罕，“组长算什么，组长上面还有课长，课长上面还有部长，厂长都不算什么。”他经常见到厂长，穿着同样的粉色工作服，“大家都是打工的。”

　　林丹就是李磊说的那种什么也得不到的人。打骂下属的事他做不来，阿谀奉承贿赂上级也不行。2012年底离开昌硕后，林丹去了一家快递公司，本想以管理者的身份离开，可就是“运气不好”，混了六年底层。后来他也承认，也许就是因为和这些规则拧着来，人生才发达不起来。

　　这个社会就是如此，跟产线上一样，到处都是规则，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李磊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干满一年，他去杭州做回了美容销售。

　　iPhone XR线一搭上，即便是厂区里的正规宿舍，每间宿舍也多加了一张床，门口被堵住半边，进出要跨过。小偷猖獗的时候又到了。就算笔记本在宿管处登记过，跟六年前林丹在时一样，丢了也基本没戏。

　　王希想着自己的大事，他决定搬出去。一是方便用电脑，能上淘宝是其二，网购很方便，有时买内裤还能多送袜子。

　　王希认为，他们是昌硕最想要的那种人，积极、沉默又一无所有。就是离开，也可能再回来，因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2018年7月王希想离职回老家，花两个月把编程学了，“不见得要多精通，但一定要懂，搞设计迟早会用到”。这是过去一年多他第二次决定要走，这一次，盗版软件都下好了。家里人劝来劝去，他又妥协了，他是家里唯一的男性劳动力。

　　他30岁了，是整条线上年纪最大的。流水线考验体力，20多岁后，加不动班，薪水跟着下降。王希本来硬扛，有一天下工后，他头痛到眩晕，才感觉到了这种恐惧。

　　但更让他恐惧的是，30岁，这个改变命运的最佳年龄段，他可能要错过了。

　　线上有个工人，每周六去上设计培训课，学费交了3万元。因为能交流软件界面，王希唯独与他聊得多。这个工人想学成后改行做家装设计，平均工资能到1万元。“有那么点改变命运的意思。”王希说。

　　昌硕周围有很多培训机构，美容美发是最普遍的，也有厨师、电脑编程，总之是与流水线所需要的不同技能。

　　王希说，如果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不叫梦想。“梦想不是为了钱，钱只是梦想达成后的附属。”这几年的挫败和年龄增加了他的无力感，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梦想。

　　昌硕也有设计部门，他向人事打听过要不要人。对方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好奇他为什么要问，不然理解不了他的动机，他当场愣住，那个瞬间，他觉得还是不要挣扎了。

　　没过多久他请组长吃饭，把一条云烟和几袋槟榔摆在组长面前，他知道组长湖南人，爱吃槟榔。几天后，他如愿做上了线长。他突然明白，“除非你有足够资本和人脉，就像王思聪，否则想法都是空的。”

　　《财经》记者强烈感受到很多工人不满于现状的挣扎。他们想过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

　　李磊曾梦想做演员，微博简介一栏，至今都写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职业技校。

　　“是真的吗？”《财经》记者问。

　　“假的，想都不要想！王宝强也是遇到好导演才火的。”他说。

　　但他还是见人就说，2018年春节他的姐姐去横店当了一天群演，赚了120元。这就是他与“演员”之间的唯一联系了。

　　2018年8月，苹果公司股价突破207美元，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昌硕也更新了智能设备，但不在产线，而是安装在厂门口的人脸识别，用于防止iPhone的泄密。王希当上线长，工资涨了100元。

　　他经常从科技新闻中看到“工业4.0”这样的字眼，解释不清那是什么，只说机器取代人工。富士康计划2020年让中国工厂的自动化率达到30％。

　　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产线越智能对人工的技能要求就越低。王希所在测试部是目前技能要求最低的地方，也最容易被机器取代。华为的一条智能产线上，整条线只有六个工人，测试环节全部由机器完成。

　　王希和他的昌硕工友们隐约有一种不安。一位做masa组装（home键组装）的工人告诉《财经》记者，他的价值体现在两个“NO PASS”。这个工序需要两种机器的组合，但就目前机器的精密程度，它们有时放不到一块，10个中有2个不通过，必须人工。这两个不通过，就是工业4.0和他的距离。

　　这是种尴尬的矛盾。在数百种重复的无意义的动作中，他们参与了全球最智能消费品的制造。他们的价值看起来不可替代，时代却在用最先进的技术逐渐消除他们的存在。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接近工业4.0的人，也是唯一没有“发展”的增长。

　　流水线上漂浮着主动或被动改变命运的梦想之光。手机设计师也好，美容美发师、演员、厨师也好，他们的退路看起来各有不同，其实都是挣扎。

　　苹果撤场，返费泡汤

　　越来越多人有了向上的意愿，认为工厂只是生命中的必经之路，总有一天能走完这段，但猝不及防的是更现实的事情

　　2018年11月，一个接近2000人的工友QQ群终于脱离了“女人和六合彩”的热门话题，开始有人问，“返费都到手了吗？”月初已经透出风声，但直到月中昌硕开始拆除XR产线，大家才有不好的感觉。

　　按照计划，XR订单够做到今年2月，无论如何，提前三个月拆都太早了——早到有些人还没有拿到返费，已经无班可加了。一位工人对《财经》记者说，他们已经开始做四休三，拿2600元的底薪。

　　QQ群里，人们各种揣测突然拆线的原因。“XR卖不动了吧”，“苹果不行了”。

　　在这个庞大的代工生态闭环中，产线工人最灵活，也最迟钝。

　　大部分工人从新闻上获取信息，那时距离苹果公司决定削减订单已经快半个月了，理由是原本被寄予厚望的iPhone XR销量惨淡。

　　2018年10月末，苹果公司在iPhone XR上架两周后就通知富士康及和硕，将原本计划制造的总量7800万部手机削减了三分之一（2600万部）。《财经》记者没有获知昌硕具体被砍掉了多少订单，但多数XR产线都被拆除了。有工人抱着侥幸心理，这不过是周期性的，旺季来昌硕做，淡季去别的地方，才能全年无淡季。

　　外界要悲观得多：苹果近年来怠于创新，在华米OV等中国对手的夹击下，就快跌落神坛。苹果发布2018年第四财季财报后，华尔街的质疑情绪达到了顶峰，苹果市值跌破8000亿美元，保持多年的市值冠军被微软夺走。富士康、和硕及不少苹果上下游企业的股价随之大幅震荡，苹果公司随后宣布，不再公布iPhone等产品的销售数据。

　　

　　更坏的消息还在接踵而来。1月3日，库克向投资者预警，2019财年一季度营收为840亿美元，低于60天前苹果官方给出的营收指引890亿－930亿美元和华尔街中位数预期913亿美元；预计一季度毛利率为38％，是官方指引38％-38.5％的区间下限。消息公布后，苹果市值跌破7000亿美元，不仅落后于微软，也被谷歌超越。

　　“我早就判定了苹果的命运，” 王希再一次向《财经》记者发挥了他的“专业洞察力”，“这一代无论价格、设计、线路都不行。乔布斯把产品当艺术，现在当摇钱树。”

　　到了2018年12月，恐慌感越来越弥漫开来。昌硕位于上海的五个工厂，大部分都已无班可加，有些产线几乎停滞，工人开始“自离”。不少人认为，这跟变相裁员没有区别，而最危险的，是守着返费的临时工。

　　那些做满45天、60天，仍然被中介克扣着返费的人开始在QQ群里咒骂。另一些人则嘲笑他们愚蠢，“还敢找中介？”

　　中介把工厂给的招募费分成两份，一份自己赚，一份发放给工人。很多工人只拿到允诺返费的一半，有些拿到三分之一。最糟的情况是，工人发现微信被中介拖黑，电话也联系不上，返费彻底泡汤。

　　不需要身份证，有时也不签合同，几乎没有任何事后保证，信任链条可以随时切断。和工厂盗窃一样，警察无从下手，中介谁真谁假他们说不清。一旦失联，这些工人发现根本无从证明他们从哪个渠道入厂，合同上公章是假的，找中介办的身份证当然也不是真的。

　　2018年12月末，昌硕停止大规模招工，阿金的朋友圈不再更新相关内容。

　　《财经》记者无从考证阿金是否真开奔驰，但多位当地人说，小中介老板开好车的多了去。每介绍十个人，四个能拿到返费，阿金们暴富的秘密在于此。

　　如果人脉广，内荐也是一条生财之路。只需要找线长以上的领导要一个内荐条，填上自己的工号和推荐人，多则就有几千元的奖励。产线上流传过的最疯狂的版本是，有人因此赚了上百万元。

　　这可能是火箭村里为数不多的财富故事了。

　　梦想还是现实

　　如果流水线都外流到人力成本更加低廉的越南、印尼等地，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的梦想，很可能变成现实中的一地鸡毛

　　进入2018年12月，王希跟普工一样，无班可加，吃2600元的底薪，他依然被允许携带功能手机，也没什么电话要接，只是能存进刀郎的歌，歇工时候听。订单锐减后，这就是当线长唯一的好处了。

　　王希本不打算提怎么当上线长的，他请了客又送过礼，但组长因此处处要压着他，他忍不了。组长觉得多亏了自己王希才做上线长，借了120元故意不还，王希去讨钱，组长就在产线上刁难。

　　他终于把组长揍了一顿，跟《财经》记者说起时，不忘加上从抖音上获得的金句，“人不能太善良，有时候，你要亮出自己的底牌。”

　　他说，挥拳那一刻不知道他这样的人还有什么，钱、梦想还是一点点尊严。

　　产线上斗架的事太常见，夜市门口常年停着警车，防止酒后闹事。在一个缺乏秩序的地方，人们习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讨回那些他们觉得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有时是利益，有时是尊重。

　　2017年一个没有拿到返费的小伙捅死了中介公司的老板。昌硕治安处终于开始整顿，好几家劳务公司关停了。

　　当利益和尊重都得不到保障时，就演变成不顾一切的反抗。《财经》记者得知，这几年因返费拿不到，昌硕出过不少事故。直到今天产线上依然在流传，去年两个女孩因为没拿到返费跳楼。

　　上海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资料显示，从2015年起，昌硕几乎每年都被劳动监察行政处罚。

　　“苹果血汗工厂”这个词，是从2010年开始的。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的14次跳楼把这家苹果最大的代工企业推上了风口浪尖，跳楼原因多种多样，有恋爱失败、有加班，还有被盗。2011年5月，生产iPad的富士康成都工厂又发生爆炸事故，导致超过20人伤亡。苹果在一份文件中说，“我们感到悲痛和不安。苹果一直重视供应链厂商的各方面条件，以确保员工能够得到尊重。”

　　2012年1月，《纽约时报》发表题为“苹果在中国的血汗代价”（Apple’s iPad and the Human Costs for Workers in China）的长篇报道，将富士康工人处境不佳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苹果。文章引用苹果前高管的话说：“你可以制定所有你想要的行为准则，但如果你不给供应商足够的利润去善待工人，这些准则就都没有意义。”

　　苹果CEO蒂姆·库克对这篇报道怒不可遏。他写邮件给全体苹果员工说：“任何讲我们漠不关心的说法，都是明显错误的，是对我们的挑衅。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对供应链中的问题坐视不理或假装视而不见，这是我的承诺。”

　　但苹果给出的实际行动很少。富士康14跳后，全国电子厂的底薪开始上调。《财经》记者了解到，2009年一个昌硕普工的底薪为960元，到今年普工底薪已上涨为2600元。这些成本支出都由代工厂自己消化，2012年光富士康深圳的加薪支出就是24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苹果还在不断压低供应商的利润空间，因为卖出的手机已经越来越少。财务数据显示，和硕2017年净利率为1.2％，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为1.9％。相比远在中国的代工厂工人，苹果更在意的还是家门口华尔街分析师的股价预测，而这些分析师和背后的投资者只关注一点——iPhone的销售情况。

　　因为刀郎的一首歌，王希喜欢上了诗人海子，他曾经严肃地思考过生死问题，“选择卧轨自杀这么残忍的方式，证明海子对世界没有任何留恋。让他的灵魂肉体都毁灭，很干脆。”

　　之前有人爬上宿舍一期楼顶要跳，王希就站在楼下。围观的人纷纷掏出手机拍照，还有人发上抖音，在网上流传。王希本来想拍，但觉得不会真的跳。果然那人被几个保安劝阻下来，“楼没跳成，倒成了网红”。当说起这一切时，他神情很冷漠。

　　进入12月，彭博社消息称，受iPhone销售疲软的影响，富士康拟在2019年再裁掉10％的非技术人员。产能收缩很可能不是一时的。

　　2018年11月底，辞去线长职务不久，王希准备了人生的第一份个人简历，方向写的是工厂车间。犹豫了很久，又添上了“手机设计”，然后把初中学历改成了职业技校。设计师的梦还没完。

　　离开之后还能去哪，王希没想好。他打算春节先回老家把驾照考了，多陪陪儿子。2012年离婚后，他只回去过两次。

　　不管去哪，王希再也不想进入流水线。

　　承载王希和他曾经的工友们的中国工厂，此时也不轻松。

　　2018年12月下旬，苹果陷入了与高通的专利纠纷，消息称由于富士康使用了高通的专利，苹果可能会将大量订单挪给和硕。但对于产线上的工人来说，他们无暇关心。事情也许会有戏剧化的逆转，也许不会。

　　2018年11月的一个视频会议上，和硕财务长林秋炭在视频会议表示，因为中国工厂年年增长的人工成本和旺季缺工问题，加上贸易形势严峻，和硕打算将部分产能移出中国。未来未来新生产基地可能分散在三个东南亚国家。

　　林秋炭的观点是，迁移生产线或迁厂，都不是最糟的状况。最让人担心的是，全球经济高歌向上的势头，很有可能因为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掉头直下，“那才是最糟的情形”。

　　2014年王希离开深圳亿通后就来了上海，两年后，当再看到亿通的消息时，这家公司已经停产了。总裁陈伟荣炒地，让亿通陷入了上亿的债务危机。

　　那两年，除了亿通，万士达、联胜科技等公司接连宣布停产。中国制造业开始陷入倒闭潮。行业里有一个说法，宁愿去投资买房，也不要再做制造业。

　　核心原因是利润追不上成本上升的速度，2010年中国制造业工资不过每小时2美元，到2016年已上涨至3.6美元。首当其冲的就是手机制造业中利润最微薄的代工企业。一部iPhone的利润中，代工厂只获取了其中的0.5％。

　　有人分析，代工厂如何应对贸易形势变动，不仅牵动品牌手机厂，也影响背后成千上万零组件供应商布局。《财经》记者获悉，为了降低成本风险，多家主流零部件供应商已经在研究是否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增设生产点。如***和东南亚。

　　2018年底，苹果的最大代工厂富士康已在和越南政府洽谈在河内建立iPhone工厂的事情。和硕的计划是斥资10亿美元在印尼设立工厂，同时也看中了越南北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产业链聚集地，如果大量手机产业链厂商选择出走，全球手机供应链将重新洗牌。到那时，流水线上工人们的梦想，很可能变成现实中的一地鸡毛。

　　（综合自财经杂志等）